秦俑一号坑两次发掘区示意图
四、一号坑正式发掘用上了咱这“挖土的”
1978年8月5日，秦俑一号坑正式发掘。对大遗址的发掘，本来应该对前此的试掘期好好作一次回顾和总结。因为这么大面积的遗址，特别是兵马俑所具有的特殊性，是全世界考古中也是第一次遇到。严格按考古操作规程，进行系统化的工作，是非常必要而严肃的。它的开工，不言而喻，既是衡量科学工作的指示器，也是对未经专业训练者一次实践的机会。按一般道理，对学过考古的或是未学考古的人，以及习惯了挖墓的文管会人员，都应当是值得珍惜的。但以后的事实，足以证明了当时的轻率。
通过前此跟学员们“考古见习”，加之我多年来在考古研究所发掘秦都咸阳遗址的体会，就满腔热情、全身心地投入到发掘劳动中去。秦俑一号坑坑体面积12420平方米，共划分成27个探方。在揭去上面厚约2米的“表土”之后，秦俑考古队安排业务干部“顶方”作“细部清理”。我在短期内先后开过的探方是T4、T5、T13、T14和T24。当别的人只守一个探方时，我有时要兼顾三个探方的清理。杭队长说“能者多劳”，这一句话算是对咱的“奖赏”。我每天在俑坑里，同技工一起分析迹象或作纪录。三几个纪录本交替着使用，真是忙得不可开交。但从来不假手于人，更不习惯于坑外的“工头”作风。日复一日，月复一月，很少离开。
针对多人上手的大遗址发掘，除过工作部署不言，而发掘记录必须有统一的要求。否则，参差不齐，对最后要形成“考古报告”是极不利的。为此，我在考古队的会议上多次提出。并以湖北盘龙城发掘为例，指出北京大学学生实习结束、急于离开工地而要去外地参观，扔下零乱的记录却整苦了湖北队。但杭队长说：“那有什么统一的！记录就是情况、地层、迹象、出土物和结论五个部分，谁还不知道？”
秦俑坑的特殊性是异常明显的，随着发掘的进行，我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。咱的建议队长不接受，有身份的业务干部不表态，真是孤掌难鸣啊！
我同王玉清、屈鸿钧私下沟通意见，晓以利弊。这些无职无权的人好说话，加上个这人微言轻的我，终算在考古队的会上有了呼应。杭队长最后发话：“王学理，那你就弄一个来”。
咱这天生“吃苦的命”，自己给自己找笼头戴哩。拿上领导的鸡毛当翎箭，就整整用了七天时间，写出了一份“发掘纪录提纲”。从大纲到细目、从文字到表格，都规定得异常明确。呈送给了领导，一再声明：供讨论，可补充修改，甚至可推倒重来，但不能没有。28年过去了，早已是泥牛入海，何谈当时讨论修改！
后来一位好心的人把我“克”了一顿：“你真傻！你的好建议如果被采纳了，不是显得领导无能吗？受人恭维的“权威”的脸往哪儿放？你何不跟领导溜？”
“啊，原来如此！”我有点愕然。难怪省文管会的老同事都说他“布置工作、检查工作、总结工作，非常?快简单，一言以蔽之曰‘弄’！”“他在上级领导眼里可是最听话的。评工资大家争了个认真，他一言不发却能次次晋升。”
但是，秦俑考古队没想到的事，还是发生了。
“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及考古学规划会议”，在古城西安人民大厦召开，时在1979年4月。那时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所长眼睛盯着秦俑，大家眼睛盯着夏所长。据说，夏所长已独自看过秦俑发掘有好几次，而且在大会上已经点了名。有一天，全体代表在夏所长带领下来参观秦俑。考古队停工，我就回到宿舍（宿、办合一的一间房）里去整理材料。按习惯，遇到新闻记者采访、拍照制版、电台录像之类的事，咱就自觉地向后缩。秦俑考古多少年，咱没有工作照（只有一次给队长作了个配角），更谈不上出现在印刷品上，就是这个原因。这天赶上全国的考古同行来，咱同样是不“凑热闹”为好。突然，有个临时工“学员”下气不接上气地跑步来叫我。说：“老屈叫你赶快拿上纪录本，夏所长在大厅里等着哩！”
原来，夏所长问了各种问题，考古队接待的人都有应对。突然问：“你们有没有纪录？”答者说“有，有。”不料想，夏所长穷追不舍地问：“你有没有？”“有。”“拿来我看看。”“我的放在宿舍里，现打发人去要。”在这节骨眼上，想起了王学理。
我来到了大厅，夏所长接过纪录，站在T4探方上，一页一页地翻。代表们可是里三圈外三圈地把夏所长、屈鸿钧和我三个人围了个严实。夏所长边看边说：“纪录得细啊，图也画得不错。就要这样，要多记情况、多画图啊。”代表们看到今天没有发作，就陆续地散去，看自己感兴趣的秦俑去了。
随后，国家文物局黄景略处长、陕西省文化局陈梦东同志几次连着到考古队来开会作“思想开导”，叫赶快结束发掘工作。其他人是在原先试掘过的探方上重新挖的，工作量相应地轻得多。而我所在的T20坑，是新开的探方，虽说是要马上结束发掘，岂能草草收场！但难度、时间就相对地加大了。
1979年9月27日，秦俑考古队宣布：放了长假。仅隔三天，在国庆节这一天，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正式建成开放。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，门庭若市。光来的大小车辆在馆门口停不下，长龙似地在临（潼）～马（额）公路上排到了“五里沟”。考古队虽说是学员放假，而业务人员还在，但没有任何人接到“请柬”。队长和“长”字辈等人回到西安后，心有不甘，又来到秦俑馆。走了一圈，还是没人理睬，就悻悻地又踏上了西安的归程。这是新成立的“秦俑博物馆”给“秦俑考古队”发出的第一个信号，正如西杨村老百姓评价的：“考古队把爷爷当成了孙子！”
秦俑的展示，固然令社会各界人士通过凝固的历史，能够一睹秦始皇当年兵强马壮的风采。但开馆前夜的“考古学会大会” 却改变了秦俑一号坑发掘的轨迹、随之考古队也接连演绎出了一幕幕出乎常人意料的活剧来。其中之一，就是王学理成了“出卖考古队的人”，流言蜚语不一而足。我感到周围冷淡，主动地找人“谈心”，但件件不得要领。咱被彻底的孤立了。这时，又是一位高人“克”了我一顿：“你以为你的纪录救了考古队的驾！夏所长人家是真正的行家，批评秦俑发掘的三大问题，省上谁能顶得住！现在队长要过地方领导那一关，他要表明：‘不是自己的无能才被夏所长抓了把柄，而是有了内奸才使夏所长成心找岔的。’你想想：在保那个小小的乌纱帽的关键时候，人家咋能不找个借口？”
秦俑一号坑的发掘已经停止，考古队在风雨飘摇中度过了近5个年头（1979年10月24日～1984年11月下旬）。在这期间为编写“考古报告”，省上领导一再限期督催，目的是用“出版成果”堵住夏所长的嘴。队长在上面“很听话”，一再保证。岂知管理上的不科学，步子凌乱，“考古报告”那能一挥而就！敷衍不过去，最后又使出了一招“撒手锏”，说：“大家都完成了，就是王学理拖着不写。”
我王学理这一下又稀里糊涂地当上了罪人——上次是你向夏所长“告的密”，这次又是你“拖大家腿”。省上领导怎么会责怪队长的无能呢？矛头很自然地又集中到王学理这个点上了，连德高望重的武伯纶老先生也惊动了。他专门坐车来到考古队开会，老人家把拐杖在地上边戳边问： “学理同志：你说说是怎么回事啊？”在我如实地回答之后，队长脸色由红变紫，其他好心人也为我捏了一把汗。老人家毕竟是老革命，说：“啊，啊，再不要彻底了，你还是出土啥就写啥吧。”
好，我除过完成T20探方纪录之外，同刘占成同志对过去出土的兵器开始了统计、测量工作。但当我执笔写的时候麻烦就真的来了，首先出土物的位置定不下来。它正是我过去建议时，统一座标就是“问题之一”。如若有人不信，可以看看一号坑定的座标点是不是错的？是不是有违第一象限的常规知识？因为把0点放在探方的东南角，由纵横轴定位的文物，如写在“考古报告”上势必是南辕北辙的笑话！还可以再查一下文字纪录，对文物定位的表述法就见有：“北墙下×厘米”、“南墙下×厘米”。你能明白这指的是“隔墙”，还是探方之边？即使你认定了这个“墙”，但量出来的只能是一条“线”而不是一个“点”，同样也定不了文物所在的位置。还有写作：“在第×过洞中由北向南数×厘米”、“由南向北数”、“由东向西数”、“在由北向南第×号陶俑×厘米”……等等，足有七、八种之多。为确知兵器文物的位置，我再拿上纪录去同图纸查对，有些在图上就没有标注，根本就无从查起。
我之所要这么认真地去查对，因为这对武士的兵器配备、兵种在阵列中的“位”、指挥系统的构成……等等军事问题都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。如果我遵照“有什么写什么”，也可按文管会那种简报格式，分型分式、数量统计、形状描述也足够了，何必自找苦吃呢？再说，俑坑里各类兵器体量小，分散，容易移动。而不像陶俑是修复好了，入坑是“对号入座”的。在整理上，二者的工作量难点不在描述和测量上，而在于对兵器出土位置的确认上。在此，整理兵器之苦真是“苦不堪言”！如果今天那位研究家把一号坑的平面图拿出来，对照一下前五方和次五方的文物分布，特别是T19和T20之间一疏一密的情况，正好是以两探方相邻的坑边为分界线，你就会明白一个人的工作态度与工作方法了。不然，你会以为那是古人有意的安排，还在那里傻虎虎地研究什么军阵，再去引伸张扬！
不论怎样，原来预料的这苦果，还是让咱吃了。终于写出了这个秦俑一号坑考古报告的“兵器”一章。当我交出文稿之时，其他人甚或还没有动笔。我这才恍然大悟：早先说“大家都完成了”的话，那不过又是一句骗上级领导的鬼话。在我交稿一年之后，他们才在省文物局统稿。在这个时候，根本就没让“执笔人之一”的王学理参加。很清楚：因为那是报功请赏的会，怎么能有你的份！
我真弄不明白：功劳归己，诿过于人，算什么领导作风？文过饰非、装聋作哑，算什么正人君子！你们不都是共产党员嘛，不是成天喊“政治挂帅，思想领先”么？如果用文化大革命中那个“派性”的话，显然套不上。哪这又是什么样的“性”呢？……反正怎么也想不明白，我也就索性不去想了。
咱得认了：苦乐有命，贫富在天！
